也是明自己之志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7-24 12:09    次浏览   

总之,自从楚辞诞生以来,其传播与接受中,屈原的形象随着时代、学术思潮的流转而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从一个悲剧的人物、一个矛盾的形象、一个忠臣的楷模、一个志士的榜样,到一个纵横家、一个殉情者、一个职业巫官、一个孤独的自恋者等等,对屈原形象的诠释可谓极尽其变。可以肯定,这种对于屈原形象的重新塑造将永远不会停止,未来新的时代、新的学术思潮,还将会催生出新的屈原形象。

清末王闿运在《楚辞释》中,将屈原塑造为纵横捭阖的策士。关于屈原的生平遭遇,本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新序节士》中皆有记述,细节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是一致的。王闿运却对此作了一番独特的描述,称屈原在朝名高德盛、专权用事,主张联合齐国、通款于秦。在楚怀王入秦后,他先是积极谋使怀王归国,后来又密谋废掉顷襄王,另外寻求楚宗室中的贤者以立为王。一部《楚辞》,被王闿运解读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宫廷政变的秘录,而诗人屈原则成了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

从时局看,屈原生活于楚国将亡之前,而王夫之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从身世经历看,屈原与王夫之都曾致力于挽救国家危亡的抗争,都曾深切地感受到朝廷党争之祸。王夫之参与永历政权时,曾被谗毁,险遭不测。这一段经历在王夫之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隐痛。他在《离骚》注释中说:李杜(指东汉名士李膺、杜密)戮而党锢兴,赵朱(指南宋的赵汝愚、朱熹)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在这里,王夫之假借汉末党锢之祸中遇难的李膺、杜密以及宋代庆元党禁中的受诬者赵汝愚、朱熹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他认为,谗邪小人盘踞要径,上下勾结,党同伐异,使贞人君子不得进取,这在古今没有两样。他还结合自己的心理感受,又道: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淡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这里所抒发的贞士失志、隐伏山林、孤愤难平的心情,明显吐露的是王夫之内心的郁勃不平之气。

五、近代:屈原形象的新变

20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学说、学术思想与文艺作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造成中外文化的大激荡、大整合、大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在新的文化思潮面前发生深刻的裂变,新的屈原形象带着新的时代气息不断地涌现出来。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一个正统的汉民族王朝被推翻,一个在马背上兴起的少数民族新王朝迅速崛起,席卷并统治了全中国。这在历来自认为处于世界中央、强调夷夏之辨的中土学者心里,是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严酷的现实令人别无选择,学者只能在著述中寄托民族气节与孤愤情怀。于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叠合,学者从屈原时代朝廷的纷争中仿佛看到了晚明朝廷党争的影子,从屈原力主抗秦中仿佛听到了抵御异族、保卫家国的战斗号角。学者在历史的想象中与现实相遇,在对文本的诠释中谱入了当下的情感。屈原由此而成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成了一个夙志抗敌的英雄,成了满怀孤愤的志士。

五四运动以后,在现代学术的背景下,《楚辞》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内蕴更加纷纭、色彩更加斑驳。在不同学者的笔下,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有洁癖的单相思的殉情者、一个文学弄臣、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巫官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屈原只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连其存在与否也仿佛成了问题。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是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诗人一生的历史就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还认定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和楚国人民的悲剧。显然,这一时期屈原的形象塑造,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伦理化了。在70年代初评法批儒运动中,又有人把屈原说成是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诗人。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输入,有人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层面透视屈原,说屈原是一个有着幻视、幻听、幻觉、孤独症、自恋症、易装癖的病态狂人。

王夫之注《楚辞》时,抗清的武装力量已经被扫平,清王朝已经统一天下,所以,王夫之只能在注释中曲折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感情。他在《九昭序》中自称有明王夫之,也就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九昭荡愤》中,他甚至设想了一段兴师讨秦的次第经过,即诛凤皇于西母,诘怀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诈,必伪请和以诱我。叱风伯使勿迟回,不听其甘言而决于致死,继之以誓死之气,与秦争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夺武关,临渭水,秦且西溃。逮怀王之未死,迎之以归,又云秦人积怨于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诛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祸,如涤阴翳而睹青天,迄于西极而后已。在《荡愤》题下注中王夫之总结道:楚之誓不两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夺者,秦也。怀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放窜之余,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这里所描写的情景,更多的只是表达王夫之反抗清廷统治的现实幻想而已。

四、明末清初:民族志士的屈原

历代接受者塑造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以作为自己修炼和实践的榜样和目标。这同时也是对其所在群体精神品格的重新确认,他们明屈原之志,感屈原之遇,也是明自己之志,感自己之遇。对屈原的诠释于是成为接受者探求理想、释放焦虑、自我确证和自我批判的心理历程,屈原接受史实际上成为接受者的个人心史,同时也是他所在群体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反映。

王夫之《楚辞通释》写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8年),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岁月垂暮的老人了。清兵入关时,年轻的王夫之曾经与人组织衡山起义,抗击清军,失败之后投奔南明桂王政权。桂林陷落后,他才逃回家乡,知事不可为,退而著书,但仍然无法忘怀故国之戚,在《楚辞通释》中,隐然以屈原自命。他在书前《序例》中说,自己所处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在《九昭序》中又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

《楚辞笺注》的作者李陈玉崇祯年间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明亡之后披发入山,隐逸不仕,以著述终身。与他同时代的魏学渠在《楚辞笺注序》中说:(明亡之后)先生慷慨弃家入山,往来楚粤间,行吟泽畔,憔悴踯躅,犹屈子之志也。有《离骚笺注》数卷,其词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忧患、寓哀愁,犹屈子之志也。钱继章在《楚辞笺注后序》中则形象地描写道:先生北望陵阙,流涕泛滥,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继而遁迹空山,寒林吊影,乱峰几簇,寒猿四号,抱膝拥书,灯昏路断,屈平之《抽思》而《惜诵》也。先生之志,非犹屈平之志乎!尽管就历史的内容而言,战国时代与明末清初的历史情景绝不相似,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心灵感会的异代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