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书金又生活无着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6-12 07:33    次浏览   

一小时后,警方赶到现场,看了看衣服,把衣服拿走,说等明天下力量找。

他变成了一只刺猬。或者拒绝与人交流,或者想诉遍所有人。

蒙冬和张焕枝似乎只能在大众媒体上见面。蒙冬认定:只要官方没有给出确切说法,我和聂家就是仇家。尽管蒙冬退一步想的时候,在心里也觉得王书金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现在,女儿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冤无头,债无主,令蒙冬郁结于心的怨恨无处排遣。

派出所也找了,公安分局也找了,就是不立案,没法了,只得先回去。一晚的折腾,毫无收获。第二天一早,工厂保卫科再次找到公安分局,还是不予立案。

几日过去,仍未见女儿回家,蒙冬来到石家庄市委门口,预料中的不让进门,双方发生口角,看门的打了我们,一下子闹开了。市委保卫部给矿区公安局打电话,让将蒙冬接走。矿区公安局回复:不是我们的事,与我们无关。那天,一直折腾到天黑,依然没能找到蒙桦。

星期日,理应上班,蒙桦旷工了。女婿到矿区找到蒙冬,才知周末女儿没回自己家。一整天,心里隐隐担忧。天一黑,蒙冬实在是坐不住了,跟随女婿到蒙桦单位石家庄液压件厂寻找,未果。

对于王书金供述的6起案件,邯郸市检察院只认定了4起。王书金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件。2007年7月30日二审开庭,庭上王书金及其律师朱爱民都试图涉及西郊玉米地一案,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此后4年,王书金被超期羁押在广平县看守所至今。

张焕枝一听说有人能见蒙冬,便要传话:告诉他,我理解他,但我还是要问候他。说这话的时候,黑夜笼罩着下聂庄。

第二天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致电蒙冬,先问在哪住?姓啥?是不是有个孩子被害?随后告知: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

这是在杀死另外3个女性之前的事。当时我在石家庄西郊给人安装暖气,住的地方归鹿泉市管,当时是夏天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当时天可热。

二审并未公开开庭。时值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地方,该案的二审判决同时并为死刑复核,双方的上诉均被驳回。

王书金供认当晚,河南索河路派出所给河北广平县公安局打电话,一度因对方交不起电话费打不通电话。凌晨4点,电话接通。副局长郑成月派人去荥阳将王书金押至广平。

一个月后,公安部门通知蒙冬说人已经抓住,我们早就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又一个月后,蒙冬觉得既然公安破了案,应该表示感谢。于是他到公安局问,是不是要请大伙吃个饭。他们说不吃饭,要让我送锦旗。于是就有了媒体报道的蒙冬往公安局送锦旗的一幕。

1994年8月5日是周五,那时的周末还只休息一天。蒙桦本应回到矿区的家中,但是她没回。28岁的蒙桦已经在石家庄市区成家,并育有一女。蒙冬以为女儿周末回自己家了,没在意。

1994年9月某日,20岁的聂树斌没有回家。第二天警察到来时,张焕枝正在家中忙活,再过一阵就是女儿聂树会出嫁的喜日。警察带来了一张拍有几件女式衣物的照片让她辨认,然后称聂树斌在外犯案被逮捕了。张焕枝满心狐疑,却没能从警察口中得到更多信息。

凌晨1时许,工厂保卫科和蒙冬一同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蒙冬不甘心:我能登报纸,来报案做什么?又找到郊区分局,副局长说:还是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说完就要我们回。

从2005年至今,张焕枝数了数去北京上访的次数,十多次,有一年就去了4次。直到最高法院告诉他案件已经移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了,于是张焕枝每个月就要来回两次这段先步行半个多小时,再坐两小时车的路程。

2006年,声称真凶的王书金在邯郸受审,蒙冬带着要求重审女儿案子的申诉书也到了邯郸,法院的答复却是:你孩子的案未列入审判序列,不准再审。蒙冬将申诉书交给了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官方没有再给过任何说法。

2005年,建设文明河南的活动正热乎,索河路派出所准备凭此案在活动中获取重大立功。没想到,案件在河北受卡。在广平县公安局,王书金再度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件,郑成月顿时傻了,但还是带着他指认了现场。

在石家庄犯案之后,王书金改名王永红到了河南,认识了17岁的和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的马金秀。当时参与案件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马金秀在19岁时便生下一子,但是由于年幼,与王书金又生活无着,最后把孩子送了人,换回了4000元现金。

3月,月历翻到新的一页,68岁的张焕枝心里盘算着该去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见法官了。18年,法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她如期到访;七旬老人蒙冬(化名),腿脚不便,只能月复一月致电法院。他们俩找的是同一个法官,说的是同一个案子。

蒙冬自己写材料,找律师,起诉不作为的有关部门,起诉不顾女儿尊严,在大众媒体上公布女儿姓名以及照片的媒体18年来的诉状高达3米,装满了他家窗边的落地橱柜。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却又来得毫无准备。随后蒙桦的同事、媒体和亲戚电话不断,蒙冬都不想再接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打电话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又抓了个凶手。蒙冬反问: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别忘了我还在告你们呢!

村里的人们大部分不相信聂树斌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张焕枝总是逃避不了背后的指指点点。慢慢就习惯了,后来大家也不提了。但是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我要讨回清白,虽然也有人觉得张焕枝不过是螳臂挡车。

蒙冬仍不服气:为什么前三次不给我立案?在找到女儿后的第二天,蒙冬又来到石家庄市市委门口,这次他得知市委书记已经下令限期破案。

一个不安的夜晚。翌日清晨,厂里来了六七个公安,所有男职工被组织起来,在那片玉米地附近,找到了尸体。

蒙冬在申诉书中要求:查清一案两凶的事实真相,搞清王书金和聂树斌究竟谁是真凶;追究相关人员违反法律、以强权政治制造错案、对申诉控告人全家实施暴力、给申诉控告人全家造成政治、人身、经济和精神伤害的刑事、民事责任等。

事发时比蒙桦小10岁的王书金,是河北省广平县十里铺人,他向律师朱爱民陈述:我从小只读了两年书,在农村,这两年等于没读一样。我们家只有我大哥和我二姐把书念完了,剩下我们几个都是文盲。我那时候小,对性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家里父母也不管我。结婚后,因为我的脾气不好,与媳妇合不来。我的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只要抓住机会,我就干。

诉讼石沉大海,半点声息都听不见。

事实就是事实,我根本也不想抵赖。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也是我干的,检察机关应该认定。王书金在律师会见笔录和最初的公安笔录中反复强调。

蒙冬模糊记得2005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夜晚,电话声响起,只问是否蒙桦父亲,不透露身份,口气里是有什么事情。蒙冬不愿多提女儿的事,匆匆挂断电话。

除了埋头写申诉材料,蒙冬从不和外人多谈女儿被害前后的事情。每有电话或来访,他都拒绝。

张焕枝的身影在10分钟后被她的手电照亮,在夜色中蹒跚而来。几间红砖房坐落在村头高处,家中牲畜已眠,唯独拴着的小狗对陌生人依然兴奋。它显然还未习惯聂家到访者的时常到来,隔段时间就有人来,张焕枝觉得有人来就有希望。

蒙冬的上诉从1996年后便未停歇。诉讼内容大致包括:对女儿被害一案的质疑;13家媒体侵犯女儿隐私,公布女儿的姓名并任意展示女儿遗体;以及每次上诉过程中受到公检法机关的不公待遇。

同样被等了7年的还有王书金,只是他在看守所里等待已知的死刑判决。

究竟谁杀了我女儿?

在河南的日子,王书金表现得异常警觉,一看到河北牌照的车子,就往玉米地钻。在马金秀的记忆里,在河南的五六年间,每晚王书金都是和衣而睡,好像随时准备走人的样子。被抓之前的王书金在河南一处名为齐楼砖厂的地方做工,只要看到戴大檐帽的,不管是警察还是保安,他都想躲起来。

数日后警方两次登门,搜查了聂树斌的房间,家人仍不知发生了什么。最后是聂学生在工厂看到了儿子的逮捕证,强奸杀人的字眼令他无法接受。

日子流水一年,蒙冬过了第一个两老孤独相守的春节。初春,法院一审开庭。蒙冬当庭提出案子不这么简单,很多细节对不上,很可能不是一个人作案。庭审一个多小时,一审判决书显示:聂树斌的辩护人张景和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后认罪态度好。判决书并未提及其他证据,但聂树斌还是被判了死刑。

王书金的哥哥曾向媒体表示:我只希望他赶快消失。在过去十多年间,全家人都不与其说话,视其为路人。王书金所害的人中有与其同村的,其所作所为让家人觉得蒙羞。对于他是否聂案真凶,他哥哥几乎毫不怀疑。

见法官倒不难,那个叫王琪的法官,只要在就会见我,每次见我都说一样的话:没有说不管,一直在进行中,你再等等。就这样,张焕枝和蒙冬一样等了7年。

18年,真假凶犯不能盖棺定论,18年间,由一案两犯案,引发出16起党政、公检法机关侵犯笔者的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至今未了。蒙冬在手写了十多页纸的信中记述,信最后送达几位法学学者。

74岁的蒙冬夫妇在女儿离世后就搬离了井陉矿区。头发花白,胳膊上的老年斑正爬上他的身体。从堆满申诉材料的橱柜里取出文案的手有些颤抖,讲述起申诉过程中被打的各种经历时,蒙冬却像个愤世的青年。

这位奸杀4人,强奸两人的凶犯,起初并不是这么坦然。王书金在孔寨村附近的塑料厂做工有半年,其向律师称蒙桦便是他在这半年间所杀。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父亲聂学生

但现在生活像没有了太阳,整个院子沉浸在深深的夜里。聂学生从聂树斌被执刑后就偏瘫了,多次试图自杀而未遂。张焕枝看起来却永远充满精神,总是铿锵有力地陈述着儿子被冤死的种种。这位小学文化的北方农村妇女对儿子的案件思路清晰:我要好好活着,一直等到重审。

因为没有身份证,王书金被带到派出所。讯问从1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直持续到4时50分,王书金一直保持缄默,警方正准备将他放回去时,他突然说要见领导。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不时被记起的聂树斌案再次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他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督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彻查聂树斌案。

及至1995年9月28日,聂学生到看守所给儿子送衣物,看守所说已经执行死刑了。张焕枝于是到中院询问: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他说送火葬场了。那骨灰呢?法官竟然觉得很奇怪,反问:怎么还要骨灰?我告诉他,你儿子死了你不要骨灰的吗?他才勉强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去殡仪馆把骨灰要了回来。

坐穿牢底

这只是开始。蒙冬觉得案情真相依然未明,随即上诉;此时聂母张焕枝也上诉。蒙冬提出五点质疑: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根据孩子生前所习防身术,罪犯聂树斌正常状态难以制服孩子并予以伤害;孩子的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怀疑雇凶作案等。

聂家院子宽敞,若孩子还在,生活应该不错。三五只鸡鸭,两亩地种些小麦玉米,每天白菜萝卜,一碗粥加几个馒头,当过兵的老伴聂学生从联碱厂退休后每月有一千三四的退休金,冬天还会加些烤火费,儿子是我的支柱,我是满足的。

蒙冬没被允许靠近女儿,他们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马金秀是从电视中知道每天睡在身边的王书金是身负多命的杀人犯。在王书金被抓后的第16天,马金秀即改嫁他人。王书金庭审时,她并未到场,但是她还是在朱爱民的委托书上签了名。

张焕枝没法坐等结果,继续张罗着找律师,申诉。发现人已经没了,却连判决书都没有。张焕枝决定自己去找蒙冬要,蒙冬的态度至今仍如7年前一样坚决:只要案子没有定,我不可能和你坐在一张板凳上谈。于是就有了律师李树亭反复叩开蒙冬家的门,拿到判决书已是2007年了。

2005年在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任职的李建明在其回忆中述及:砖厂的做饭师傅见王总是心神不宁,出门这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向派出所反映。这一年春节,李建明和几个民警以查身份证为由来到王书金住处。王开始想跑,但是没跑掉。

整个破案的过程,公安到过我们家两次。第一次拿走了孩子的照片,后来又拿了两件衣服过来,让我们辨认是不是孩子的。我们说不是。

他内心里,觉得女儿被害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多年来唯有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请的前任律师获得了他的信任。他本是上门为张焕枝索要聂树斌判决书的,第一次是被骂出门的,不记得去了几次了,其实我都不抱希望了,陪他聊聊天,后来他还是把判决书给了我。

警方询问王书金是否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相同描述,王称:从来没有看过。我看电视只好看戏,报纸杂志我不识字,看不下来。在与律师朱爱民的会见中,王书金表示希望能通过对几起案子的主动坦白,获得从宽可能。

衣服找到了,蒙冬怕被人破坏现场,坐在一边等着。三组人都找回来了,发现我没回,就找到了我。工厂保卫科于是给公安局打电话报警。

聂树斌上一次出现在张焕枝的梦中是几个月前,他蹲在一个黑屋子的角落里,正在挨打,又不敢吱声,把我气醒了。从小患严重口吃的聂树斌,内向少言,说不出话时就躲到张焕枝身后:他一定受不了被打,但是挨打又没法说话,审他跟审一个哑巴有什么区别?

王书金在厂东边不知谁家种的地里摘西红柿吃,以前我摘西红柿时总见一个女的骑自行车上下班从这里过,时间可准时。这天我又见这个女的骑自行车从南面往北走。当时这女的穿的是蓝带花连衣裙,年龄看起来有三十多。当时我穿的是黑色大裤头。我站的地方离村比较远。我见那女的骑车过来,就躲在玉米地里等着,当那女的骑车过来时,我从玉米地里跳出来当时鹿泉市公安局去找我调查过,没查出来,后来也没再有人去问我。

张焕枝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一审后,在一个小屋内,聂树斌背对着门正在哭,张焕枝哭唤儿子,双方泪眼相对不足两分钟,就被强行拉开。张焕枝在随后的日子里到事发的玉米地查看,找玉米地的承包户,找治安主任我不信儿子能做这种事情,我只能自己去查,自己去问。

张焕枝让聂学生在隔壁屋看电视,把门轻轻掩上,坐下来开始她祥林嫂式的诉说,桌边堆着一袋药。心脏不好,救心丸随身带着。骨骼也不好。汤臣倍健的钙片放在一边。没说几句话,房门咧开一条不大的缝隙,聂学生的身影紧贴其上。张焕枝发现后起身又掩上门。重复数次。

聂树斌案就这样一悬18年。被凶手聂树斌已被执刑17年,聂家父母与被害人蒙桦(化名)父母都在等待案件重审之日。要凶手的王书金,被关在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看守所7年,他求罪不得,迟迟未获判决。生与死在3个家庭之间空前纠结。

王书金供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其中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一名妇女。此时王书金并不知聂树斌已经因此被执行死刑。

蒙冬除了写申诉材料,也写挂号信,信件寄往北京,有的会给回执,有的不给。此外,蒙冬每月给负责聂树斌案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琪打电话,一月打上一两次,要求给出答复,电话那头像讯号台一样,18年的每个月都回复着同一句话:我们按程序正一步一步进行中,具体详情不能透露。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张焕枝没法不恨王书金:如果他不做那事,我儿子就不会冤死。但是对于王书金的坚持认罪,张焕枝也由衷佩服:即使他是杀人恶魔,起码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行,对此负责,为什么办了错案的人却始终不敢承担他们的错误呢?

郑成月向邯郸市公安局汇报后,在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的督办下,王书金再度指认现场。此后不久,聂树斌案的案卷被封卷,除了聂树斌最初的律师张景和见过之外,律师和相关家属再无人见。

失子之痛随着聂树斌的下葬慢慢沉入时间长河里。显然上苍没放过这位外表刚强的北方妇女,总是不断让她看到一点微茫的希望,却从未抵达。2005年来了两拨记者,只询问是否有这个事,却不说为何旧案重提。渐渐地,来的记者多了,张焕枝才知道儿子的案件又有了新的疑犯。

在律师和警方的问讯笔录中,王书金表示一直有投案自首的想法,但是后来马金秀又生下一男一女,想等孩子大一点,再投案。

距石家庄市20公里,越过一片城市霓虹,鹿泉市下聂庄村湮没在暗夜里。通往下聂庄的水泥路被一堆泥土拦腰截断,车子在被压实的玉米地里艰难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肥料味。

8月10日上午一早,蒙冬和工厂的同事以及亲属分成三组在厂子附近继续找。直到晚7时左右,蒙冬在孔寨村附近的玉米地里找到了女儿的衣服:孩子的衣服就在草堆里埋着,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我过去一看,果然是孩子的衣服。

事后又有自称河北省公安厅的两个人上门来找我,问我这段时间有什么人来,还要求看判决书。蒙冬拒绝,那段时间人太多了,好人坏人根本分不清楚。那年七八月间,蒙冬家里来了一拨又一拨人,很多人是来要判决书的,我一概回避。